按《三国志?魏志?齐王芳纪》所说：“营齐王宫于河内重门者也！”那么齐王宫焉何筑于古共重门，即现今辉县之大史村呢？难道共地是齐王芳的封地吗？解决这一疑难，我们必须借助东汉时期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。原来，东汉行政区化仍然承袭西汉的郡县和分封双轨制，仅是稍有改革而已。汉初，刘邦在整顿秦朝郡县制的基础上，实行郡县与分封并存的双轨制，尤其在消灭诸侯王韩信、英布、彭越等六王以后，错误的总结了秦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是：“征亡秦孤立之败”。又大封子弟为王，企图以刘氏为中心的统治体系深入到全国各地，加强对某些强大势力的地方控制。从公元前的201年到公元前195年，接连用六年时间，先后把45个郡国200多个县分封给刘家子弟。正如《汉书?诸侯王表》所说：“这些同姓王国大者套州兼县，连城数十。”“宫室百官，同制京师”，在封国内，诸侯王拥有一切权利，除王国的太傅、相国、中尉由朝廷派遗外，其余百官，诸侯王均有权任免，实际上一个王国，就是一个独立小国。刘邦这种“尊王子弟，大启九国，”当然不是为了削弱中央，而是用以藩屏汉室，著名的白马之盟，刘邦就说：“非天下而王者，天下攻击之。”在他看来，刘家子弟决不会背叛刘氏政府，相反可以上下相继，而左右牵制，但他却没有认识到虽骨肉分至亲然权力之争亦所难免的道理。以至汉高祖去世不久，这些用以拱卫汉室的王国，便一天天成为中央政府的威胁。
　　所以东汉政府在承袭西汉的郡县和分封的双轨体制时，重点在分封制上实施改革。即在分封制上采取“封列侯，奉朝请”措施，不让封国掌握实权，只食租税，封域较小。所谓的封国又分三等。一等为王，相当于郡；二等为公国；三等为列侯、关内侯，仅相当于县。
　　到了曹魏时期，特别是曹丕称帝后，为巩固皇权，明令禁止宦官与外戚干政，对宗室限制更为严格。《三国志?魏?文帝纪》说：“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。”“群臣不得奏事太后，外戚不得干预朝政。”他还把同姓王派到离京城很远的偏僻地区，只给百余名老弱残兵，有的甚至虚封，所以《资治通鉴》说：“这些宗室虽有王侯之号而侪为匹夫，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。”
　　由此可见，即是作为曹魏宗室分封的齐王曹芳，在称帝前也无多大实权，更不要说曹芳被废之后又为齐王，特别是司马炎建晋代很重新分封宗室之时，又降曹芳为列侯（《魏世谱》曰：封齐王为邵陵县公），其权利与地位自然小的可怜。所以曹芳本人是不可能想把封国王宫建在重门就建在重门，而是由分封制与郡县制这两种行政管理体制双轨并行的结果。因为齐地远离京都（洛阳）又在山东泰山之北，所封齐王权利可以不大，但考虑来往京都之便。可以在京畿附近地区为各路亲王置建王宫，况且魏明帝曹叡仅有两个养子封王，这是非常自然的考虑。魏晋时期，共县先是隶属司州林虑郡（参见《魏书?地形志》卷一百六上），后属司州汲郡（参见《晋书?地理志上》），其地理位置均在京都与齐地之间，且共城又位于太行东南，有山有水，虽比不上京都洛阳繁华，也毕竟是休戚养生的理想场所，所以皇室奉地曹芳为齐王，都古共重门也完全在情理之中。这和魏文帝丕称天子奉汉献帝为山阳公，都浊鹿城以及明穆宗朱载厚第四个儿子朱诩謬先封藩湖广衡州，又借口“臣愿就近，庶几咫尺天颜”而最后择地卫辉作为王府一样，没有本质的区别。
　　另外，还有一点很为重要，就是《中国通史》所说：晋武帝在分封宗室时，“既分封同姓，当然也得分封异姓士族。司马昭所设五等爵号以外，仍保存汉魏以来乡侯、亭侯、关内侯、关中侯、关外侯等名号。高级士族一般都得到五等爵号，并实封土地，立国多至五百余国。这些五等国虽有封地和官属，郡公、郡侯、县侯还有军，但危害性比王国要小得多，这是因为异姓不象皇族那样容易攘夺政权，又公侯国比小王还小，更重要的是高级士族的真实势力都固着在本地方，所谓郡望郡姓（如琅玡郡王姓，太原郡王姓）就是在本郡或本县具有势力的大族。他们分封到别郡别县，便缺乏凭借，无法建立新势力。因而受封的异姓公侯，实力不在封地上而是仍在本地方。”这一点很可能也是齐王宫不设在齐地的又一个原因吧！（晋时的曹芳实际上也是异姓侯，如前所说已降为邵陵县侯）。
　　辉县市委统战部供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