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初探重门文化的实践中，越来越多的疑点不断在我的思路中积淀而成疑团。不破解这些疑惑，不除却这些疑云，势必影响重门文化的内涵，进而又削弱重门文化的功用。据此特提出几点，供同仁共同商榷，以视正听。
　　1.重门城与齐王宫的时空关系若何
　　重门释名，已有大量史料说明，重门城就是齐王宫，或者说齐王宫亦即是重门城。历史果真如此吗？按照古代城池建制的规律也许有一定道理，但是联想发生在重门的一些史实，我们则可以理直气壮的推测：重门城决不仅仅是一座宫城（齐王宫），而应该是还有其外城，起码在宫城之外，还有一定规模的民居。不然，石勒支援刘粲寇洛，留下辎重于重门，还“率骑二万会粲于大阳（今山西平陆县西南）”。这二万余骑的大军，其辎重，不可能只有数十辆，按照古代的行军速度和战车的规模，数万大军的辎重，少说也应有数百辆甚或更多，人宿马喂，加之草料存放、警戒自卫，绝不是一个规模不算太大的齐王宫所能满足的。基于这种推测，重门城决不等同于齐王宫，而应该是曹魏时期，古共之西一个具有相当建筑规模的重镇。因为这里出土的大量铜币和遍地的残砖断瓦，以及陶器碎片，还有地下埋没的木柱、石础足可以佐证这座古城当年曾有过的盛景与辉煌：街巷纵横，阛阓杂陈；往来商贾，车水马龙；堂观茶肆，鳞次栉枇。不然，刘曜同石勒决不会与此结盟，由此我们完全可以结论：齐王宫应是重门城中的一座宫城，或者说齐王宫外一定伴有相当规模的民居。这无疑涉及曹魏时期重门城的规模、布局以及经济社会地位。《中国古都研究?相州的历史地位》关于：“太行山东麓自南而北一连串的山前台地，却为人们南来北往提供了一个理想的通道，所以这条道路自古就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”的论述，也为我们猜测重门是这条古代驰道（也有人称为京都洛阳至邺的御道）上的一个重镇提供了间接的依据和信息。
　　2.齐王宫是齐王芳被废前旧有还是废后新建
　　这个问题各种历史资料书的记载不尽相同，《三国志?魏志?齐王芳纪》曰：“是日，迁居别宫，年二十三，使者持节送卫，营齐王宫于河内（之）重门，制度皆如藩国之礼。”《资治通鉴?魏纪八?邵陵历公下》曰：“其日，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，百缭倍位者皆欣欣焉，大赦，改元，为齐王筑宫于河内”。以上两种说法，无论“营”，还是“筑”，大体一致，都是说被废后才新建的“齐王宫”。但《中国历代帝王录?齐王（曹芳）》文中却说：“于公元254年（正始元年）9月，甲戌日将曹芳废黜，降为齐王，迁居旧宅……”这就与上述两种相同的说法大相径庭了！这起码是说在齐王（芳）被废之前，就已有齐王宫了。这正好和省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张新斌所长实地考察时“重门城年代久远，起码在汉代就有或者可朔至汉代以前！”的说法是互为印证。何是何伪，还有待专家进一步考证。
　　还有史书记载“重门城”在大史村的方位不尽相同。如《河南省新乡市地名大辞典》曰：“重门城，在‘黄水河东侧大史村西北隅。’”《辉县市志》又曰：“重门城，在市区西北10公里史村东南。”而道光《辉县志》则说：“方城，疑及重门城，在县西二十里西史村，广二百二十步。”这三种不同说法，究竟是不同时代著书者的方位判断有误，还是不同时期著书者在不同方位发现了明显的遗迹，若是后者，我们更不能不考虑重门城确外城的史实（因为笔者在大史村调查时，曾有人反映说，有村民在村东南挖砂土发现有木梁木柱）。当然，我们也不排除，重门城被黄水河洪水冲刷淹没地下的可能。
　　3.方城疑及重门城之说法考辩
　　重门城，为其释名的史书很多，有关地名的史书多有记载，前面重门释名我们已谈及很多，就不再赘述。
　　但方城的释名，除少数有关辉县地方志的书籍有专门条目记载外，最权威的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、《中国历史大辞典?历史地理》均无有关这个方城的记载，所以武断的说重门城又叫方城，似不能服之以众。最近多次随同有关人员赴重门实地考察，才使笔者逐渐悟出了有关辉县地方志为什么都是在“方城”条目下只简单注释为“方城，疑即重门城”的道理。原来，古代的城池，按照建筑规模及规格，有俗称“九六城”（东西宽九里，南北长六里，如洛阳古城）、“七五城”（东西宽七里，南北长五里，如邺城）等，自然，四周城墙大致相当的就叫方城（如太原古城）。据辉县市文化局博物馆有关人员及大史村支书介绍说，重门城四周的城墙经丈量大致相当，所以这个谜也就不解而破。难怪“方城”条目都简单记述为“疑即重门城”，原来如此呀！
　　4.齐王宫东北隅之古墓猜想
　　在齐王宫遗址东北隅一块高埠上，原有一处相当规模的墓葬，据史村一些老者讲，上世纪70年代还有石羊、石马队列神道两旁，一派王侯气势。但千百年来，谁也不知道墓主是谁？更不晓得那家王侯子弟为何要为自己的先人选择这块风水宝地？
　　近来，受李桂生先生之邀，多次考察重门，有许多疑惑不时在脑海中闪现，尤其这座古墓是否曹芳囚居重门幽愤而死后的寿终正寝之地，更是在我的思绪中挥之不去。因为据史料记载，曹魏政权中，除却曹操死后谥为武帝以外，其余文帝曹丕、明帝曹叡、齐王曹芳、高贵乡公曹髦、元帝曹奂等五位皇帝的墓地大都有明确记载。其中文帝葬于首阳陵（渑池首阳山南）、明帝葬于高平陵（河南洛阳东南大石山）、高贵乡公葬于洛阳。只有曹芳和元帝曹奂葬处不明。特别是曹芳，《中国古代帝王录》仅说：“司马炎代魏建晋，降曹芳为邵陵公，后事不详。”究竟这是史官的疏忽，还是曹芳已为县侯的政治地位低下，不值得史家记述或不够资格载入史册。窃以为很有可能是第二种情况，尤其曹芳卒在泰始十年（274），司马炎建晋代魏才刚满十个春秋。一方面，司马集团翦灭异己的政治路线还在继续，“竹林七贤”的下场，包括著名的太宰中郎范粲因不满司马师废黜曹芳还“称疾不出，阳狂不言。寝所乘车，足不履地。……凡三十年，年八十四，终于所寝之车”（详见《通鉴纪事本未》第十一卷），足见曹芳幽愤而逝后是无人敢于公开倡导依照曹魏之礼，厚葬现芳。另一方面，曹芳辞世前的泰始五年（269年），羌胡叛乱即已开始，鲜卑、匈奴、竭、氐、羌等少数民族与西晋腐朽的汉族政权的矛盾相继激化，西晋统治集团不得不忙于安抚边远地区，防止这些少数民族猖乱中原，同时又要积极参与派系争斗，争取独霸朝纲而酝酿宫廷内乱，更无暇顾及前朝废帝曹芳之死，因而让下人草率择地于重门就近掩埋也大有可能，基于上述笔者以为这座古墓很可能就是曹芳寿终正寝之地，也请专家与同仁在研究重门文化时予以特别关注！
　　辉县市委统战部供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