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0年5月，组织上调我到史志办主持工作，经过几年的努力，终算将《辉县市志》印刷出版。
　　尽管编辑过程中，我们坚持慎之又慎的原则，查证、核实、又请名人高手校对，也没能摆脱“无错不成书”的窠臼。《市志》问世之后，我们陆续收到了社会各界的来信，不少热情的读者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，其中就有老教师张亦敏对“民族精神”之书写者——冯玉祥的质疑、否定和见证意见。因为忙于发行，只是收录在案，待机勘误。
　　转眼已至1999年。这一年10月11日我们又收到了张的第二封来信。这是一封专门来信，信中详细说明了他本人的亲眼所见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“红卫兵”破坏该碑的历史背景及具体情况分析，还有冯玉祥先生《移居百泉》一文中关于修葺饿夫墓的一些历史资料，也终因《辉县市年鉴》编务缠身，依然未能纠正。
　　现在回忆此事，实感遗憾，我顺便翻阅《市志》出版之后，案头存放的辉县籍作者陆续出版的《百泉湖》（1994、2）、《历代名人在百泉》（1994、11）、《历代名人建百泉》（1995、12）、《共城史话》（2001、11）、《百泉村志》（2002、12）等5部书籍，发现在论述这一事实上竟有很大的不同。其中坚持冯玉祥先生所题的就有三本，分别是《共城史话》、《历代名人在百泉》、《百泉村志》；持两说（一说冯玉祥，一说韩复榘）者，只有《百泉湖》与《历代名人建百泉》两本。在书写时间上，《百泉村志》也与其它四书大相径庭，记为1927年所写。同是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的《历代名人在百泉》和《历代名人建百泉》在论述这一史实时也不尽相同，前者持冯玉祥一说，后者　　则坚持两说（一是冯玉祥，二是韩复榘）。
　　如此看来，《辉县市志》有关“墓前竖有四块石碑……上刻‘民族精神’，为爱国将领冯玉祥所写。”之记载已经成为贻误后人，误导读者的“始作俑者”了！真是遗憾至极。
　　单是自责，不如拿出证据，以正视听。近来翻查资料，又见张亦敏老师的来信，心里不禁一惊：“张老师不是已经年高过世了吗？”真是后悔莫及。但他的负责精神，仍令我对他肃然起敬，良心催促，不由掂起笨拙之笔，亲撰此文公之于众，才不负他的心愿，了却我的遗憾，同时让世人明白，“民族精神”四字实为当时的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所书，不能以为韩是历史的罪人，就否定他是真正的书者而“韩冠冯戴”。
　　梳理张老师的来信，有三层意思。
　　一、张亦敏老师亲眼所见的情况。
　　张老师说：“我现在83岁（1999年），曾于1935至1937年就读于河南省立百泉乡村师范学校（简称乡师）两年半，抗战胜利后，我又到汝南乡师补学半年毕业。在百泉时，我两次目睹“饿夫墓”前竖立之“民族精神”四块大石碑，其“神”字碑下角刻有“韩复榘题”四小字，每字如拳头大小（其上角应有立碑时间年月日，但我已记忆不清）。”
　　二、对“文革”期间，“红卫兵”毁坏四字的情况分析。
　　信中又说：“‘文革后’，我又在饿夫墓前见到该‘神’字碑，却仰卧地上（注：《百泉湖》、《百泉村志》选用的‘饿夫墓’图照，倒地的古碑上还隐约可见‘神’字）。其上部及下部各占全部四分之一，齐边缺没。其下边部位，即我当年见到之‘韩复榘题’四小字部位，其上部可能是‘中华民国×年×月×日立’部位。如果毁碑者，为百泉当年‘红卫兵’，毁‘神’字下部为毁立碑人之名，毁其上部为毁旧中国之名。”
　　“但今观当年‘红卫兵’毁该石碑，其因不外有二。其一，对饿夫墓（主）人不满，但饿夫彭了凡，在百泉只有善传，没有恶传。且墓及其它三（块）石碑均未被毁，显然并非对饿夫墓（主）人有不满。其二，对立碑人深恶痛绝，据现场（观察），仅‘神’字下部被毁，即立碑人留名处及立碑时间部被毁，可确为对立碑人极度不满，但绝非像《市志》所称，为冯玉祥所写——引起‘红卫兵’不满而破坏该石碑。冯先生在百泉与百姓亲如鱼水，军纪严明。我曾看到其无声黑白电影，在冯将军为士兵洗足擦足的镜头。冯先生在百泉湖泉头，扩展泉之洞眼，有助于泉水涌出量。冯先生于1928至1929年在百泉时，我正读小学四年级，对当时及以后，对他美名相传，至今记忆犹新。且此前，冯将军在北京之逼宫（将末代皇帝家庭逐出故宫，使其（溥仪）开始劳动生活）之历史美传等，故不论是辉县人、百泉人、全国人，任何‘红卫兵’绝不会有损于冯先生（功）名之举动。”
　　三、“民族精神”绝非冯先生所写之旁证。
　　为旁证这四字不为冯先生所写，信中还说“该石碑绝非冯先生所写的另外事实——据辉县历史资料汇编小册载，冯先生所写《移居百泉》一文称‘冯先生对饿夫子彭了凡来百泉访孙夏峰，图共举抗清复明不成，饿死苏门山麓一事，记文刻夫墓侧300余字。’其中，毫无该四大石碑之事（当时尚无该四石碑，冯先生离百泉后，才由韩复榘立该石碑；另注：《百泉湖·饿夫墓》文中引用冯玉祥《我的生活》一文内的记述，也无有关‘四大石碑’的相关记载）。且冯先生在百泉及其前后历史并未有大汉族主义（注：清代皇族‘爱新觉罗’氏为少数民放）传说，由此又可表明，该四碑绝非冯玉祥所写。”而且在张老师1993年5月9日的第一次来信中还说：“《百泉药材志》及《百泉简介》两书都错记为冯玉祥。请访百泉李好章、赵学忠，城内秦启宇（东大街崔家胡同），都知道并非冯，实为韩（饿夫墓上嵌有韩一半截残碑）。”
　　最为可惜的是，张亦敏老师以及他在信中所说的百泉李好章、赵学忠，还有城内的秦启宇均已作古，我们已经无法再行获取更多的一手资料可作为证据。但凭籍上述三种理由，我们完全可以说“民族精神”四字确系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所书，而绝非冯玉祥将军所题，因为志书选用资料就有“时近迹真，地近宜核”之说。
　　考韩复榘主豫时间，《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》所载为两次，第一次为1928年12月18日任，但下野时间不清，说明很短，来辉可能性大不。第二次为“1929. 7. 2任至1930. 10 .17免”，虽然1930年6月7日以后由张钫代理，但时间毕竟稍长，且为支持“百泉村治学院”成立（《辉县市志》载‘百泉村治学院’成立于1929年），来百泉稍住极有可能。由此说明，“民族精神”四字题于1929年可能性极大（1929年冯已经卸任，由韩主豫），最晚也在1930年4月以前（因为上文所说，本年6月7日已由张钫代理）。

辉县市委统战部 供稿（张海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