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今过大年，科学技术发展了，文化生活也现代化了，但要和60多年前的旧社会比较，许许多多的陈规旧俗，也慢慢地淡化和遗忘了。我们70多岁的老年人，回忆起解放前农村过年，那种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、家家户户、穷人富人个个参与的动人场面的确是现代人不可思议的。
　　首先说，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将有四五十种之多。诸如满街遍巷剪彩纸、悬吊挂、搭神棚、扎彩门、挂宫灯、架秋千、搭舞台、排节目、拢彩会、放鞭炮、燃礼花，锣鼓喧天，彩旗招展，鞭炮轰鸣，节日气氛热烈浓重。
　　当时没有电灯照明，但从庭院到街巷，从村庄到田园，井台、磨碾场、马厩、羊圈、鸡棚、猪圈、井桩、水缸、树木、庙宇、坟莹、皆贴对联放牌位，给神灵、祖先、土地、龙王、马王爷、牛王爷燃烛、烧香，延续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习惯。
　　此外，男女老少根据爱好，打竹牌、摸纸牌、抖三、压宝、扛钟、泼窑、跳圈、玩麻将、下象棋、摇课、摆方、摆大炮、摆面包、诵经，去奶奶庙取泥娃娃求子，给当年新嫁妇拔腊头祝生育。劳动了一年的村民，虽然生活不富裕，但都要尽兴娱乐，以求来年兴旺。大家三五成群围坐在大石板边，伏在庙圪垱上，有的就在背风向阳墙角，田埂旁、石坎前、堤岸，麦田垅上围地而坐，尽情玩耍。至于庙会上玩龙灯，踩高跷，耍狮子一类，目前尚可看到。
　　解放前，农村大多数农民是贫困的。例如我家有爷爷奶奶，父母姐妹八口人，一冬不见白面，孩子们都巴着过年。但到了春节，也不过磨二斗麦（40斤），买10斤大米，割三四斤肉，买二斤豆腐和粉条，待客人而已，过五天年不吃黑馍就是好户。走舅家姥姥家，不像现在拿饮料、糕点、酒肉之类，百分之九十的户，都是买二斤柿饼，用山葛条穿成串，用手兜着，就算送礼，还有许多户连二斤柿饼也买不起，干脆就不走亲戚了。
　　出了一年苦力的民众，巴着一年比一年强，都要买红纸让本村教书先生写对联，把“福”折写的大大的，贴在墙壁上，并写些“四季平安”、“五谷丰登”、“风调雨顺”之类的祝福内容。并在上房屋正间上方的纸匾上换上“赐尔百福”的大字。腊月二十三日晚上“祭灶”时，要求全家人要到齐，在“一家之主”之神面前叩拜。除点蜡烧香外，放炮时，还要把芝麻糖的一角燎化，取一点点粘于灶王爷、奶奶的嘴巴上，执香人还念念有词地说：“上天言好事，回宫降吉祥”。除夕晚上和大年初一各家各户都要燃上蜡烛，点上灯笺，升上天灯（在院高树上或树上高杆）从院内到大街灯火通明，大年初一放完鞭炮后，吃过饺子，年长人在家守候待客，年青人带小孩到各家各户给叔伯长辈拜年，但见各家户大门二门屋门外，拦着门都在地上放一根“绊财棍”以示新年开始，不能让家中元宝跑掉。农村许多户喂养驴骡大牲口，年三十中午老人们总要格外给牲口喂点大米饭，放到槽内边搅拌边说：“打你千，骂你万，三十晌午吃顿饭。”这个规矩现在仍有。农村人在旧社会，很少吃馍，到了过年蒸馍那天很神秘，一般都把街门“上住”不让小孩在场，怕说一些不吉利话。连问馍“热不热”、“蒸完了没有”也不准问。大年初一有很多禁忌，不得去井内打水，做饭不能动刀，玩耍不准动剪，更不能用农具干活。正月初六，开市大吉，去农田井桩前放过鞭炮，方可干活。
　　农村过年，成立灯会很盛行，例如三里屯村四道街有六个灯会，会首由大家推选。负责灯的收藏、保管、对扎、悬挂，年关收钱，买蜡。每到晚上张灯时间，大街小巷灯火通明，游人如织，爷拉孙子，夫妻同行，姐妹同欢，姑舅相随，男结伴，女拉友，既观灯，又看人，是欢闹的时刻，也是相亲的机会，许多良缘成于元宵之夜。公婆当年娶了媳妇，求子心切，就在元宵之夜，乘观灯方散之机，让十几岁的孩童们，把将要燃尽的蜡头，拔下来，成群结队地跑到嫁妇卧室，婆婆把准备好圆蒸将蜡头插于中心，放在新妇床铺中间。接着四个男孩各抓一个被角，一边忽闪，一边高喊：“红盖的，蒙三蒙，明年引个糊涂虫”连喊三遍，方才算数。
　　小时候，县城周围庙会很多，而且多伴有响器会（彩会）。每年上会时，爷爷天不明听见村中心一放炮，便带上干粮，拿起剑戟乘兴而出。因为彩会是游乡会，那村“上会”从那村过，直到半夜方回。三里屯村是有名的武术杂耍。清朝末年，村内有李逢喜、秦兰、老胡德、闫老鹏四个大力士，他们所练气功，能拔起垂柳，用明条枪尖撑在肚上把大车推走，能把大石桥栏杆夹在腋下搬走，用束腰带可把老虎打翻在地。解放初期尚有传人，他们在年关彩会上大显身手，远近闻名。也属于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　　单从娱乐角度相比较，现在过大年，看电视玩电脑虽然文雅，但都是年轻人的活动。建国前后的娱乐活动则是众人参与的活动，从城镇到乡村，大街小巷，常是人山人海的热闹场面。

    辉县市委统战部 供稿（闫汝三）